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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他的完整见证:
我是来自乌克兰的Jurij神父。我今年36岁,成为司铎已经四年了。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并有机会与你们亲爱的青年们分享天主如何召叫我,以及祂如何在我的生命中工作的故事,我感到非常高兴。
如果有人在15年前告诉我,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司铎,我一定会大笑起来,还会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太阳穴,想告诉他,告诉我这件事的人一定是疯了。但天主确实为我有这样的计划,就如同祂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计划一样。
我的父亲是东正教徒,而我的母亲是希腊天主教徒。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司铎。我是家中的独子。我的母亲非常热心祈祷。我记得十多岁的时候,我总是不断问她:「妈妈,为什么你要祈祷这么多?难道你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吗?找个嗜好吧。你有丈夫,也有儿子——做一些比祈祷更有用的事情吧。」她每次都只是微笑着回应。
我「按照传统」去参与礼仪,却没有与天主建立活生生的关系。如果有机会不去参与弥撒,我从来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对我而言,天主就像一个魔术师:一位坐在天上的老爷爷,而我们与祂之间存在着某种商业关系。当我需要某样东西时,我就对祂说:「天主,你看,这里有十遍玫瑰经,或者我去参加主日弥撒,而作为交换,你必须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我。」如果我的愿望没有实现,我就会生气,心里想:「我要这样的天主干什么?」这种商业式的关系,导致我的价值观形成得不正确。
我一直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我的职业,然后是我喜爱从事的音乐,再来是金钱,最后是人际关系,或者朋友。我觉得我的生命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就这样,我成长了。
我的职业是一名英文教师。我在自己接受教育的那所学校找到了一份工作。我最大的嗜好是音乐。我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当时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所谓的才艺节目非常流行:「Ukraine’s has a Talent」、「The Voice」、「X-Factor」。于是,当时和我一起玩乐的朋友有一次对我说:「听着,Juri,你很有音乐天分。为什么不去参加一些才艺节目试试看呢?」我想:为什么不呢?值得一试。由于我有一位从学生时代起就非常要好的朋友,她后来已经结婚生子,我便提议与她一起,以二重唱的形式参加那个节目。她和她的家人都同意了,于是我们便去了。
我一直都很有自信,甚至有些傲慢,做任何事情都很成功,而且无法忍受任何失败。我们毫无问题地通过了最初几轮试镜,并获选参加拍摄。但后来,就在拍摄期间,我们的演出出了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就不详细说了。这对我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我知道,这一切将会在电视上播出,成为某个「怪人」的演出,这对我来说极其羞辱。于是,我开始向天主抱怨:「这是什么样的天主,竟然容许这样的考验发生?」
但我的性格很强,我以为自己可以独力处理这件事。尽管我心里很清楚,这次演出很可能最终会在节目中播出。于是,几个月后,当那段失败的演出真的在电视上播出时,这对我的自我感觉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件事。
由于我住在一个小城镇,那里的人非常喜欢各种轰动的消息,而我又是一个人人都认识的公众人物——学校里的老师,所以人们开始说,我的演出「不正常」,是「一件耻辱」。
更糟糕的是,几天后,与我一起演出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由于一场严重的家庭危机,而我们的演出令情况更加恶化,她和她的孩子暂时搬进了一间租来的公寓。没过多久,她再次打电话给我,说她的丈夫告诉她,如果她不回家,他就会上吊自杀。仅仅几个小时后,她再次打来电话,说他真的自杀了。这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对我而言也是如此。
我经历这件事时非常痛苦,因为我住在一个小城镇,我知道人们会在心里把这两件事——我们的演出和那宗死亡事件——联系起来。事情果然如此。人们说了各种各样的话。有些人甚至声称我们有恋爱关系,尽管我们一直只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说,据称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情,令她的丈夫走上自杀之路。这对我来说非常困难。我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但当你不断听到别人在背后说:「你怎么还能活下去?有一个男人因为你而自杀了。」到最后,你自己也开始相信这些话。
我陷入了抑郁。我对天主说了非常可怕的话。我不想认识这样的天主。我什至诅咒祂。我觉得自己不需要祂。我的内心平安被摧毁了,我开始在世界所提供的各种事物中寻找安慰。作为一个寻求解脱的人,我以为每一次新的尝试都会带来平安,但那只是一种幻觉。
我去迪斯科舞厅、参加派对,也有一些随意的交往。每一次,我都觉得:现在我找到了平安。但每天早上,情况却变得更加糟糕。我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了。我无法入睡,经常生病,完全筋疲力竭。我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尽快结束。我不想活下去。后来,我的妈妈来看我。她坐在床边,对我说了一句当时我并不明白的话:「你知道吗,Jurij,我会为你祈祷。」
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我内心感受到了它。因为,当我的母亲祈祷时,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能够稍微睡一会儿,而且感到内心平安。那是我第一次想到,也许天主并不只是一个传统而已。我逐渐开始康复。当我感觉好了一些后,我的母亲对我说:「你知道吗,Jurij,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一个地方叫默主哥耶。圣母玛利亚在那里显现。也许你可以去那里?」
老实说,我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默主哥耶,甚至对圣母显现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无所知。不过,我还是上了巴士,因为我真的很想去克罗地亚的海边。结果在途中,我被大海吸引得太过投入,抵达默主哥耶时,已经晒得全身通红,而且体温接近40度。有趣的是:我独自旅行,他们却把我安排与一位神父同房。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发生。
他是一位心地非常慈悲的神父。他关心我,也很在意我的感受。那是我第一次在圣母显现周年纪念期间来到默主哥耶。
我记得自己在默主哥耶的第一个早晨。天气非常炎热,我的皮肤灼热得厉害,以至于我抬头望向天空,说:「我不知道这里是否真的有人显现,但我很确定,我不想下地狱。」
他已经来过默主哥耶超过60次,并对我说:「你要跟我一起到处去。」第二天,我们攀登显现山。看到人们赤脚走在那些在我看来就像中生代时期岩石般的石头上,我感到非常震惊。但就在我踏上山坡的第一步时,我感受到一份强烈的平安。
这不是一种虚假的平安,不是酒精或世界所带来的那种平安。这是一份具有天主深度的平安。我一边走,一边哭。我在山上哭,走下山时也哭。在朝拜圣体期间,我什至觉得自己的眼泪会把整个广场淹没。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上主借着玛利亚赐给我的深深平安。我对那位神父说:「神父,我觉得这里每个人都很正常,反而是我疯了。」他回答说,是玛利亚和圣神在你的心中工作。
第二天,我们去了十字架山,参与苦路。我觉得自己仿佛正在俯瞰自己整个生命。而直到那时我一直重视的一切——金钱、人脉、那些只因为能从我身上得到某些东西才重视我的人——都失去了意义。而所有我一直拖延的事情——天主、祈祷、健康的人际关系——却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在那里,在十字架下,我第一次真正与天主交谈:「天主,当我经历如此艰难的时候,祢在哪里?」在此以前,我什至不知道原来可以这样简单地与祂交谈,不需要使用那些背熟的祈祷词。
我在心中得到一个回答:「我一直与你同在,但你用世俗的事物堵住了我进入你的道路,而我必须拆毁那些墙,才能拯救你。」我哭了很多。就这样,我的内心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转变。
当我回到自己的祖国时,人们几乎认不出我。我整个人容光焕发。他们对我说:「你好像重生了一样。你发生了什么事?」
从那时开始,我便定期以朝圣者的身份来到默主哥耶。我渴望更加认识那位我在这里亲身经验到的生活的天主。因为还有哪里比圣母的学校更适合呢?
随着时间过去,这样已经不能满足我了:我渴望更深地事奉天主。我写了一封信给朝圣中心,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带团导游。我收到回覆说,就在当天早上,朝圣中心主任才提到他正在寻找一位团长。而就在一个月后,我便带领了我的第一个朝圣团。就是这样,我认识了「Svjetlo Marijino」(圣母之光 )团体,这个团体是天主借着当时替我翻译的Tereza Gažiova而建立的。
当Tereza第一次告诉我应该去Schönborn时,我什至没有立刻意识到那是在乌克兰。这个名字听起来实在太德国了,在我的想像中,我还以为那是在遥远的国外。
当我第一次联络负责乌克兰团体之家的人时,我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在等待着我。我不知道自己会住在哪里、吃什么、睡在哪里。所以我问他,我需要带什么到团体之家。
他用一本正经的语气回答我:「请带一个睡袋,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睡在水泥地上的。」我平静地听着,甚至一点也不惊讶,还微笑着把睡袋放进背包里。我心里充满平安。如果要睡地板,那就睡吧。
与我不同,我的父母却大受震惊,因为那已经是十一月底,而我却背着一个睡袋要去某个地方。但我内心充满平安。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与天主和圣母在一起。大约二十分钟后,刚才和我通话的人又打电话来,说:「你知道我刚才是在开玩笑吧?」
当我终于到达那个团体之家时,我发现天主早已为我安排好一切:我居住的地方,以及陪伴在我身边的人。就在那里,我明白了团体是多么重要。因为当你加入一个团体时,你找到的不只是价值观相近的人。在团体里,我真正感受到一个家庭:那些不会把我拉回去,而是陪伴我一起走向基督的人;那些在困难时支持我、在我没有力量时为我祈祷、帮助我辨别天主旨意的人。
在那里,我学会了信赖圣母。当你加入团体时,你会奉献自己生命中的一段时间,为圣母的意向服务。随着时间过去,你会发现一件奇妙的事:当你忙于圣母的事情时,圣母却默默照顾着你的事情。圣母在她的讯息中说,当我们为她的意向祈祷并奉献牺牲时,我们永远不会后悔。这也同样发生在我身上。
就这样,一步一步,天主开始向我揭示祂对我的召叫。当我透过团体事奉天主和圣母,并为我的家庭祈祷时,有一天,我感受到司铎圣召的召叫。
在默主哥耶,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告解亭旁边的广场。我可以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看着天主改变人的生命。人们走进告解亭时,疲惫、破碎、流着眼泪;走出来时,眼中却重新充满了生命。但成为司铎从来不是我的计划。我想要有一位妻子和七个孩子。所以,我对天主感到非常生气。
于是我走进朝拜圣体小堂,跪下来对祂说:「祢还想要我怎样?我已经这样事奉祢了。我一半的朋友都已经觉得我是疯子,因为我放弃了一切来到这里。我不想做司铎。」说完我便离开了小堂。大约一年的时间,我完全拒绝了晋铎这个念头。
后来,在一次团体避静中,我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抗拒,因为心中的这份召叫变得越来越强烈。我回到同一间小堂,跪下来说:「好吧。如果祢愿意,我愿意试试,但我最多只会去见主教,和他谈一谈。仅此而已。之后的一切,就由祢来安排。」而正如你所看到的,祂真的安排好了一切。
我去见了Mukachevo教区当时的教区主教Antal Majnek主教。他对我说:「好,我送你去修院。」于是,我的司铎之路便开始了。我不能说这一路总是轻松的。当中有疑惑、有困难,也有内心的挣扎。但最重要的是,我和主一起克服了这一切。
如果主能够找到当时根本不愿意认识祂的我,如果祂能够从我的失败、反叛和痛苦中发现我的召叫,那么我相信,祂同样能够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做到这一点。天主不会拒绝我们生命历史中的任何一页。甚至那些我们感到羞愧的部分,也能够成为与祂相遇的地方。
我是一位战时的司铎,因为我是在祖国战争期间领受执事及司铎圣秩的。这场战争夺去了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生命。因此,我的司铎职务从一开始便不是充满乳香的香气,而是充满医院走廊的气味、军服的味道、母亲的眼泪,以及那些餐桌旁永远留着一个空位的家庭。不幸的是,我至今仍不知道在和平时期做司铎是什么样子。
我在基督徒救援服务队(Christian Rescue Service)担任军中司铎。我遇见许多年轻男女,他们的青春被战争夺走了,连希望也被夺走了。一位年轻士兵来到我面前,对我说:「神父,请把我的希望还给我。」年轻人本来应该思考的是学业、爱情、家庭、旅行和梦想。但如今,他们思考的却是自己能否看到明天、能否活着回家,以及经历这一切之后,将来还能否正常生活。
有些人的身体受了伤,但天主越来越向我显示,祂希望借着我的司铎职务医治更深层的创伤——他们灵魂的创伤。因为身体上的伤口,我们可以看见、包扎、动手术、装上义肢。然而,内心的伤口往往是沉默的。它隐藏在玩笑背后、粗暴背后、冷漠的眼神背后,也隐藏在对生命失去热情的麻木之中。我没有一个能够帮助所有人的方法。但我有一位天主,祂帮助我看见,祂究竟希望怎样医治祂每一位所爱的孩子。
我记得有一位年轻人来找我。他二十一岁,已经在战场上待了两年。他的眼神是那样空洞,却又充满痛苦,以致我感觉仿佛有人把他身上所有属于人的生命都吸走了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祈求天主,透过我的眼睛,以祂充满父爱的目光去注视这位年轻人。然后,我们沉默了。我坐着望着他,在心里默默祈祷,而他也只是坐着。我们就这样沉默了大约四十分钟。最后,我问他:「你还会再来吗?」他说会。第二次,我们又沉默了。他再次说他会再回来。就这样重复了五、六次。我来到他身边,坐下,我们一起沉默。直到很久之后,他才终于说出几句话。后来又多说了一点。然后,他慢慢开始倾诉那些长久以来一直埋藏在心里的一切。我明白到:有时候,要让天主进入一个人的心,司铎不需要说很多话。他只需要不要逃避别人的沉默。
每一个人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去接近。有些人需要一句能够重新燃起希望的说话;另一些人则需要极大的耐心、温柔和爱,因为在经历和目睹了那一切之后,他们已经不再相信自己仍然值得被爱。
在天主召叫我履行这项服务的这段时间里,祂让我明白,我司铎职务最大的恩赐,不是我为天主做了什么,而是祂允许我在世上成为祂施予祝福的手;成为祂以慈悲注视人的眼睛;成为祂走向迷失者的双脚;最重要的是,成为祂那颗永不停息寻找受苦人类的慈爱之心。
今天我站在你们当中,真心为你们的青春、你们的开放而喜乐。当我看见你们这么多人祈祷、歌唱、欢笑,并向天主敞开心扉时,我想邀请大家与我一起为我的祖国和全世界的青年献上一段简短的祈祷:
主啊,我为我的祖国乌克兰以及所有仍在战火中的国家的青年祈祷。求祢医治战争在他们心中留下的创伤。求祢把那些正被人夺去的青春喜乐归还给他们。愿他们再次听见教堂的钟声,而不是防空警报的声音。愿他们重新学会怀抱梦想、去爱、去欢笑、去生活,而不是害怕明天。
求祢降福每一个失去至亲的家庭,安慰所有哭泣的人,坚强那些已经没有力量的人。也求祢把和平赐给每一颗人心。亚孟。
最后,我想说:谢谢你,默主哥耶。感谢你们为和平所作的每一次祈祷和每一次守斋;感谢你们以敞开的心接纳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感谢你们以爱拥抱我们受伤的士兵、他们的家人、母亲,以及所有来到这里寻找力量、继续生活的人。默主哥耶已成为全世界一片光明与希望的绿洲——一个人们放下伤痛,带着一颗崭新的心、平安和对生命的渴望而离开的地方。
愿和平之后继续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触动人们的心,并带领他们走向她的圣子。
资料来源: 默主哥耶和平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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